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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实利主义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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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元培很早就辩证地阐释“学”与“用”、“理”与“术”之间的关系,他提出“学为基本、术为支干”的主张,认为“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甲午战后,他分析当时的形势:“中国睡而将醒”.学校的重要性渐被认识,“且今天下志士,所抵掌奋谭,为保强国、强种之本者,非学堂也哉”。(《绍兴推广学堂议》,《蔡元培全集》卷1,中华书局. 1988)鼓吹学堂改弦易辙,抛开读书做官的旧框框,反对学习无益于己、无益于国的科举制艺,“急致力于有用之学”。什么是有用之学?他认定即农工商等实业之学。国家积弱积贫,经济落后是由于农工商实业没有充分发展。“实业固农、工、商并重”,“一切养生之具,何事不仰给于农工商”。其结论是,“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学有用之学,从事制造财富之工”。

    1912年任教育总长时,他学习欧美的经验.构思了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从纵向上说.从幼稚园以至成人学校,分级设立;从横向上看.设“农桑商工以至于政治法理哲”若干科。他又把教育分普通、专门、实业三类,从普通初级到专门教育需十余年,寒微之家急于生计者,可从普通初二级进入实业学堂,卒业后“足以持生计而不匮矣”。

    19127月,蔡元培主持临时教育会议.讨论并制定了新学制,并于93日公布,该年是农历壬子年,所以称“壬子学制”。至19138月,又陆续颁布各级各类学校规程,并把1912年至1913年中各类学校法令综合为一个统一的学校系统,即《壬子癸丑学制》。《壬子癸丑学制》是对清末《壬寅癸卯学制》的改进和超越,废除了旧教育的读经讲经课,取消了贵胄学堂,摒除了毕业生奖励科举出身的制度,从学制上保障了女子受教育的权力,学制年限也缩短了34年.继承《壬寅癸卯学制》所实行的初等小学义务教育和小学后的多轨制,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这次会议前,19122月,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他说:“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于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强调“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其主张最力者,至以普通学术,悉寓于树艺、烹饪、裁缝及金、木、土工之中”。(蔡元培飞对于新教育之意见》,19124月,《蔡元培教育论著选》.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实利主义”是杜威“实用主义”的另一译名。实利主义教育思想最初流行于美国,清末才输人中国。蔡元培认为,在当今世界上,列强所依靠来相互竞争的,“不仅在武力,而尤在财力。且武力之半,亦由财力而孳乳”。而“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其贫”,所以厉行“实利主义教育,固亦当务之急者”。

    蔡元培多角度阐述所提出的新教育方针.首先,“以心理学各方面衡之,军国民主义毗于意志;实利主义毗于知识;德育兼意志情感二方面:美育毗于情感;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其次,“以教育界之分言三育者衡之,军国民主义为体育;实利主义为智育;公民道德教育皆毗于德育;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在实利主义与其它教育的关系上,实利主义是智育,与作为体育的军国民主义,作为德育的公民道德及美育、世界观教育是不可偏废的整体。

    在实利主义的课程上,蔡元培认为:语文有 40%以上是实利的;历史地理也是实利的;自然科学如算学、物理化学则当然是实利的;手工也是实利主义的。注重普通教育与实业知识技能的结合,“以普通学术,悉寓于树艺、烹饪、裁缝及金、木、土工之中”。(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临时政府公报,第13)

    辛亥革命后,黄炎培也认识到处于世界各国竞争之世,极贫极弱的危局已使中国面临着优胜劣败被淘汰的危险。他致力于探索一条改造中国教育的路子,试图通过改造旧教育,发展新教育。根据“生利、分利”理论,他认为,造成中国贫弱大患的原因是中国生利之事之人太少,而分利之事之人太多,“今之论中国者,莫不以民多分利,少生利为致贫弱之大患”。中国要求富强,免于被淘汰命运,必须大力发展生利事业。在他看来,能够生利的是农工商之类实业活动,“农工,生利事业也”。黄炎培认为:“吾国最重要最困难的问题,莫过于生计。根本解决,惟有从教育下手,进而谋职业之改善。同人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天愿相与始终也。”(黄炎培:《中华职教社宣言书》,19171)

    实利主义教育是当代职业教育界研究蔡元培教育思想的热点之一,评论者给予了多种角度的认识。李桂林认定,“所谓实利主义教育主要就是提倡实业教育”。他认为蔡元培的实利主义就等同于1906年清学部之“尚实’’的教育宗旨.并引用“尚实,即实利主义也”,“实利主义教育集中表现了蔡元培实业教育思想”。他并且认为“癸卯学制与壬子癸丑学制中的实业教育制度的精神实质是高度一致的。经历几十年的发展,实用精神终于在中国近代实业教育制度中扎下根来.其后两次职业教育思潮也都贯穿这一精神”。(李桂林:《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第4849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杨东平则一方面肯定实利教育属于一种“职业教育思潮”(杨东平:《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确20世纪》, 第47页, 文汇出版社. 20038)另方面,又强调“实利主义教育并非专指职业技术教育,系指智育,但重视教育与国计民生的结合,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让人民掌握科学技术。”(同上,第28)

    蔡元培的确把实利主义教育作为智育提出的,实利主义教育不仅要求给人以各种普通的文化科学知识,而且强调给予发展实业的知识与技能,以及一定的职业训练。实利主义教育思想在后来的职业教育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正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原因。早期的蔡元培主张“急致力于有用之学”,并且认为“什么是有用之学?即农工商等实业之学”。但这不能等同在他提出“五育”时,仍然停留在实业教育的认识上。他把实利主义教育作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并强调“五育并举”,就说明已远不是洋务派时期的“实用之学”的概念可以涵盖的了。

 

    黄炎培也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信徒,他在 1913年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的商榷》. 1914年又发表《实用主义小学教育法》,就系统地论述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主张在小学课程教学中,都“以实用为目的”,打破这种文字的平面教育,实行立体的实物教育。(《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的商榷》,《教育杂志》57)在他看来,实用主义教育偏重知识,但并不忽略谋生能力的发展,他把实业教育看做急务、最切实有用的教育、生利的教育,而且,他很快就把注意力转向了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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